并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陷入最低谷

并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陷入最低谷

在这种情况下,处于国力衰退期的中国知识分子,实际上有一种集体的茫然、急躁和骚动,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地血雨腥风的深刻思想背景。洋务运动失败后,中国已开始酝酿革命的气场,然后一路走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由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,才重新开始和平、理性救国的尝试。二十世纪中国的两场革命——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,以及两场国共内战,其实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尝试用不同的药方,来拯救同一个苦难深重的中国。

鸦片战争后,中国的衰败进程不断加剧,并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陷入最低谷。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同时展开,然而三十年后的甲午海战,展示了两者在物质现代化层面的完全不同的结果,其对中国精英阶层的心理刺激是难以言喻的。

这些思索的终极目的,应该不是对当年的历史提出毫无意义的质疑,而是为了中华民族未来的走向,尤其是在制度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的方面。而中华民族的制度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建设,间接也可促进同属中华民族的两岸人民的共生和共荣。

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,清末统治者也终于开始了十年新政的历程,其间无论是废除科举还是立宪,多少显示了清末统治者的改良愿望和决心,其中可称为难能可贵的一点是,清末统治者终于认识到,物质现代化必须伴随以政治现代化的框架。

近年对辛亥革命,两岸的学术界和思想界有一些新的思考,尤其是对于当时在立宪和革命的取舍问题上,两者各有哪些得失,百年之后重新回首,确实可有许多新的思索。

然而,历史没有给清末统治者更多的时间和机会,辛亥革命的浪潮已迅速将其推翻并吞没。百年后,任何的假设和指责都是多余的,但有一点却不容忽视,即:清末的立宪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;其虽然认识到政治现代化框架不可缺少,但却没有认识到,制度现代化的基础是精神现代化,因此在清末中国社会缺乏精神现代化的情况下,任何制度框架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,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命运。即便清政府不被推翻,其成功概率也极小;民国早年的宪政困局和军阀混战,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
回首过去百年,准确地说是过去一百五十年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心路历程,制度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不可迷失的方向;而清末新政失败的教训显示,制度现代化的真正基础是民族的精神现代化。未来几十年,中华民族能否完成或至少开启这一进程,是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这个民族的人们面临的共同精神挑战。(邱震海)

不过在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下,手持不同药方的人们,更缺少超越政治情绪、站在民族和历史高度的理性精神。因此,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血雨腥风和你死我活之后,当经历三十年改革开放,中国终于开始(至少在物质层面上)崛起的时候,现在是到了返回理性救国(或曰治国)轨道上的时候了。

文章摘编如下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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